2022 年，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，为一起持续三年多的虚拟货币非法汇兑案画上句号。郭某钊、范某玭等人利用泰达币搭建跨境换汇通道，涉案金额高达 2.2 亿余元，最终分别因非法经营罪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获刑。这起案件不仅揭开了虚拟货币沦为非法买卖外汇 “遮羞布” 的黑幕，更为司法机关打击新型网络金融犯罪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案件的核心犯罪模式极具隐蔽性。2018 年至 2021 年，郭某钊受雇搭建非法汇兑网站，换汇客户先向境外账户支付外币，网站用外币购买泰达币后，由范某玭通过非法渠道变现人民币，再转至客户指定账户，整个流程形成 “外币 — 虚拟货币 — 人民币” 的跨境转换链条。詹某祥、梁某钻则为交易提供银行账户和虚拟货币账户，成为犯罪链条的帮凶。这种借助虚拟货币去中心化、无国界特性的作案方式，给侦查取证带来极大挑战。

面对境外取证难、资金链路复杂的困境，司法机关的精准突破成为破局关键。宝山区检察院提前介入后，与公安机关、外汇管理部门多次会商，明确案件核心取证方向 —— 厘清跨境资金链路。办案人员通过全面调取网站后台数据、银行流水和第三方支付记录，从海量信息中锁定虚拟货币交易关键节点；同时创新性地将虚拟货币交易哈希值、时间与数量，与银行转账、网站订单数据交叉比对，成功关联三条独立币流，完整还原了资金跨境流转轨迹，为定罪量刑提供了铁证。

审查起诉阶段的精准定性，彰显了司法的严谨性。检察机关结合各被告人的主观明知程度和客观行为区别追责：郭某钊搭建犯罪平台、范某玭直接参与汇兑操作，均以非法经营罪定罪；詹某祥、梁某钻虽未明确知晓非法换汇细节，但对帮助网络犯罪具有概括认识，遂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责。这种差异化定罪，既坚守了 “主客观相统一” 的刑法原则，也为类似案件的定性提供了清晰指引。

此案的典型意义远超个案本身。其一，明确了虚拟货币的法律边界：即便其不具备法定货币地位，但若成为非法买卖外汇的媒介，相关行为仍可构成非法经营罪共犯，主观明知程度则是区分罪名的关键。其二，探索了新型金融犯罪的取证路径，通过区块链交易记录与实名信息的比对，破解了虚拟货币交易匿名性带来的侦查难题。其三，凸显了多部门协作的重要性，检察机关、公安机关与外汇管理部门的联动，构建了行刑衔接的有效格局，为打击新型外汇犯罪提供了机制保障。

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，虚拟货币相关犯罪不断迭代升级。郭某钊团伙案的查处，既是对此类违法犯罪的严厉震慑，也警示市场主体：虚拟货币绝非法外之地，任何试图借助其规避监管、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，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而司法机关的精准办案与机制创新，更为守护金融市场秩序筑牢了法治屏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