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厦门，一场虚拟货币交易沦为诈骗陷阱——8名被告人以“假警察”身份控制被害人，卷走80余万元交易资金。案件告破后，核心争议并非仅停留在定罪量刑，更聚焦于虚拟货币相关财产的处置难题：被害人的损失该如何弥补？涉案赃款是没收上缴还是退赔被害人？主从犯的处置责任又该如何划分？这起案件的审理，为虚拟货币财产处置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司法答案。

虚拟货币交易的合法性认定，是财产处置的首要前提——若交易本身违法，被害人的财产主张便失去根基；若交易合法，财产处置就必须优先保障被害人权益。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虽日趋严格，但从未绝对禁止自然人之间的民间交易。2021年十部委联合通知明确禁止的是虚拟货币相关“非法金融活动”，而非个体间基于私法自治的普通交易。本案中，交易双方均为自然人，基于自愿达成交易且不违背公序良俗，符合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的原则，法院据此认定交易合法，为后续财产处置奠定了基础。这一判断精准区分了“金融业务”与“民间交易”的边界，避免因监管政策的消极性而否定个体合法财产权益。

交易合法性确立后，虚拟货币相关财产的处置方向成为核心焦点。

实践中，“重定罪、轻处置”的倾向与虚拟货币监管的模糊性，常导致被害人损失难以通过司法途径挽回。本案审理中，关于赃款处置出现两种对立观点：一种认为应遵循虚拟货币监管的消极态度，以“没收上缴”为原则，仅在特殊情况下退赔；另一种则主张，虚拟货币具有明确财产属性，只要交易合法、资金来源清晰，就应优先保障被害人的财产权。法院最终采纳了后一种观点，其核心逻辑是“权利与救济对等”——被害人基于合法交易支付的资金，本质上与普通财产无异，不能因交易标的是虚拟货币就剥夺其受救济的权利。同时，法院设定了处置例外：若被害人资金来源非法，或交易目的是洗钱、避税等违法犯罪活动，则不予保护。这种“优先保护+严格审查”的处置思路，既守住了打击犯罪的底线，又避免了“一刀切”处置对合法权益的损害。

明确共同犯罪人的处置责任，是财产处置落地的关键。

虚拟货币犯罪中，主从犯在犯罪中的作用、获利情况差异极大，若采用“一刀切”的连带处置责任，极易违背“罪责刑相一致”原则。本案中，法院给出了差异化处置方案：韩某某、黄某某、高某某作为犯意发起者和组织者，是诈骗行为的核心，对全案损失承担连带退赔责任，确保被害人能通过向核心责任人追偿实现权益；曹某某等四名从犯仅在各自违法所得范围内承担处置责任——已退缴全部所得的从犯无需额外担责，未缴清的曹某某则需继续退赔剩余的1.4万元。这种划分既通过主犯的连带责任强化了财产追回力度，又通过从犯的按份责任体现了公平性，解决了共同犯罪中虚拟货币相关财产处置的责任分配难题。

本案的二审改判，成为虚拟货币财产处置的标志性纠错——一审将涉案赃款“没收上缴国库”的判决被撤销，二审明确将已扣押的17万余元赃款优先退赔被害人，同时责令主从犯按责任划分补足剩余损失。这一改判清晰传递出司法态度：虚拟货币的“虚拟”属性不影响其财产本质，相关财产处置必须以保护合法权益为核心，而非简单依据监管政策否定个体权利。从交易合法性认定到处置方向选择，再到责任划分细则，司法机关层层递进，构建了虚拟货币财产处置的完整逻辑链条。

随着全球虚拟货币总市值突破2.4万亿美元，相关财产处置的司法需求日益迫切。厦门这起案件的审理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三大处置启示：其一，交易合法性是处置的前置条件，需严格区分“民间交易”与“非法金融活动”；其二，财产处置应坚持“权利优先”，在资金来源合法、交易无违法目的的前提下，优先保障被害人权益；其三，责任划分需兼顾“追偿力度”与“公平原则”，主从犯区别对待才能实现罪责刑统一。虚拟货币不是“法外财产”，其处置既不能脱离法律框架，也不能忽视现实权益。这起案件的处置实践，正在为虚拟货币财产监管构建法治基础，让每一笔相关财产的处置都有章可循，让合法权益在创新与监管的平衡中得到坚实保障。